论孔子儒学思想及现代意义


blueski推荐 [2011-10-5]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不详
 


 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数千年来经久不衰,影响着中国乃至东方世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生活。孔子属于全世界和全人类,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被人们公认的最伟大的思想家就是孔子,影响最大,传承最广,最长久的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孔子及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有其现代的一面,有适合于当今世界全球化现实的一面。所以我们现在要实现的目标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有很多相吻合的方面。深入研究孔子的儒家思想,探究孔子儒家思想的历史渊源,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那么,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如何形成的,他是受了什么影响而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对这个问题,历史上许多学者曾做过深入的研究与考证,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对儒家思想的渊源,自两汉以来,概括起来有七种说法。一是以《淮南子·要略》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文武周公之道说,二是以《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六经说,三是以刘歆《汉书·艺文志》为代表的儒学“出于司徒之官”说,四是以章太炎《原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达、类、私”三科说,五是以《淮南子·要略》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殷之遗民说,六是以冯友兰《原儒墨》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教书相礼”之职业说,七是以徐中舒《甲骨文所见的儒》为代表的儒学渊源于宗教性职官说。山东大学教授孙熙国又在《〈易经〉与儒家思想之渊源》中提出,儒家思想来源于《易经》,认为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民本思想、内圣与外王想统一思想以及和合精神等,皆可在《易经》中找到初端。 
  儒,从广义上讲,就是有知识,儒家即有学问的专家。这些人,有的是从贵族阶层分化而来,有的是民间涌现出来的。他们靠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寻求生存。首先提出儒的,就是孔子。“儒”这一名词的最早记载似乎见于《论语·雍也》。孔子在这里告诫他最得意的学生子夏说:要当就当“君子儒”,千万不要当“小人儒”。这似乎就是儒的提法的起源。孔子就是当时典型的“儒”。他出生于鲁国,十五岁“以学为志”,学到了方方面面的知识,到三十岁时,已颇有成就。五十岁左右,开始受到当政者的重视和起用,政绩斐然。后来,因不满于鲁君接受齐人馈赠的女乐而愤然出走,周游列国,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飘泊生涯。年近七十,在失望中返回鲁国,没过几年,就带着遗憾死去了。作为儒家,不仅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阶层,一个有学问,有知识,有思想,有主张,有政治见解的知识阶层。他们的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传播,从而逐步形成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统一性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孔子,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周游列国,到处讲学,“传道、授业、解惑”,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个“大儒”。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和主张,就成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所以,孔子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 
  孔子的儒家思想,集中反映在《论语》里。孔子一生,没有任何著述。《论语》也是由他的弟子们后来编纂而成的。在孔子那个年代,不象现在,大概还没有私人写书的习惯,只有官方的著作。所以,孔子是“述而不著”,没有著述传世。而《论语》一书,则把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也就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全部阐述出来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大体可以用以下九个字来概括,就是仁、义、礼、智、恕、忠、孝、悌。任: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悌:指对兄长的敬爱之情。孔子非常重视悌的品德,其弟子有若根据他的思想,把悌与孝并称,视之“为仁之本”。 
  “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儒学的现代意义”这个题目,我曾讲过多次,上世纪80年代讲过,90年代也讲过,现在到21世纪还讲。不仅我讲,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讲,为什么?
  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曾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老子、孔子等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传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而这些地域的不同文化,原来都是独立发展出来的,最初并没有互相影响。“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
  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重新发出新的光辉,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文化冲击之后,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国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踏入新千年之际,世界思想界已出现对于“新的轴心时代”的呼唤,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古代思想智慧的温习与发掘,回顾我们文化发展的源头,以响应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那么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全人类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社会,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努力解决什么问题,才能促使“新的轴心时代”和我们的“和谐社会”早日到来呢?
 
  二、对“国学热”的几点看法
  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进入21世纪,可以说我们国家出现了“国学热”的情况。对这种情况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和解释。
  所谓“国学”最早见于《周礼·春官·乐师》:“掌管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意思是说:乐师的职责是管理国学的事务,这个国学事务是教国子的音乐舞蹈的。但是现在我们说的“国学”是对“西学”而言。这是因为我们面对“西学”的输入,有一个如何保护和发展我们的传统文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面对着双重任务,一是要保护自身文化,维护我们自身文化发展的根基;二是如何对待“西方”文化。这就形成了百余年来文化上的“中西古今”之争,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走出“中西古今”之争,会通“中西古今”之学,以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存共荣。
  对“国学”,特别是“儒学”,现在学术文化界有种种的看法,我简单作点介绍:
  有的学者提出“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他们认为“必须全方位的复兴儒教,以应对西方文明的全方位的挑战”,“复兴儒教是复兴中华文化重建中华文明的当务之急”。因此,主张把儒教立为国教,在我国实现所谓的自古以来的“政教合一”。
  对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国论”是对“平等”观念的践踏。把“儒教”立为“国教”,“企图将儒教意识形态化”。另一种批评认为:“儒教救世的想象实质是道德作用的自我夸大”,也是“以天道性命的形上学来追求王道政治,这样只能重踏封建专制的陷阱”。
  还有一些学者从维护和发扬儒家思想出发,对“儒学”作充分地肯定。例如现代新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可以开发出适合现代民主政治的“外王之道”,而且认为儒家的“心性之学”可以发展出认识论的系统。有人认为,“三纲五常”仍有其价值。前不久部分学者讨论了“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合理性等。关于“文化中国”的问题,杜维明先生提出这一想法,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其意义。
  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儒家学说在五四时期已被否定,今天再把它推崇到至高的地位,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我自己对“儒学”也有自己的看法,是否对?要在讨论中得到检验,它也只是众多之家的一家之言。对于学术文化,我有几点根本的看法:
  第一,任何历史上的思想文化没有绝对正确,其自身往往包含着内在矛盾,儒学也是一样。因此,“儒学”必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即使是其中的精粹部分,也往往要给予现代的诠释。
  第二,虽然思想文化是在不断发展,但是,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哲学问题和他们的哲学思考,并不都比我们今天不如,有些问题可能是万古常新的。例如,中国哲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现代中国哲学讨论的主题之一。
  第三,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的发展的里程碑。”任何文化要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必须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在相互交流中才能适时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从我国历史上看,印度佛教的传入已经证明这一点。中国文化曾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又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后为中国文化所吸收,而深刻地影响了宋明理学。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充分地系统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中国学术文化才能适应人类社会要求和我们民族自身的新发展。因此,我们的文化必须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第四,要有文化的主体性,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必须扎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中,只有对自身文化有充分理解和认识,保护和发扬,它才能适应自身社会合理、健康发展的要求,它才有深厚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的能力。一个没有能力坚持自身文化的自主性,也就没有能力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以丰富和发展其自身的文化,它将或被消灭,或全盘同化。
  基于以上看法,我认为,要对“儒学”进行分析,也许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它。我们可否从三个角度来看“儒学”,即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儒学曾长期与中国历代政治结合在一起,无疑它对封建极权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道统”的儒学,是指任何一个成系统有历史传承的学术文化派别,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影响,必有其传统,西方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看有儒释道三家,都有其传统。“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传统,是指它的学术理念,也许在这方面,儒学的正面价值比较多,它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比较有意义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