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的传播学文献浅探


Blueski推荐 [2009-6-5]
出处:来自网上
作者:刘蒙之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博大空前绝后,令整个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其余节点黯然失色。在这个昙花一现的时代,涌现出来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皆成一家之言。这些思想瑰宝,历经历史风雨的雨打风吹,却流传万年而弥新弥鲜,给后世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学术等领域以取之不竭的思想营养。 本文采用文献回顾的方法试图考察先秦诸子百家著述中的传播思想与学说,循着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代表作品的著述进行一个简单的传播文献整理。

   《汉书.艺文志》关于儒家和道家有评论如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渐衰,此辟儒之患。

    在对儒家作了点评之后,班固又对道家作如下点评: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 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

    以今日之传播学视角,班固之说,隐含着这些人是早期的专业传播主体等传播思想的分类和归纳。此评论亦说明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传播组织和传播者,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理想)而进行有组织,有目的和系统的传播活动。在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目的的传播行为在春秋乃至周代已是历史的常态。
在上古的史籍,有如《伏羲氏》《礼记》,都提出了传播的课题和端倪。

    《伏羲氏》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 。

    《礼记》:必诚必信,勿之有悔于耳矣。

     这其中,先祖对传播效果的问题的关键归结为“信”。伏羲说,“信”是表达思想和意志的根本。《礼记》中出现了古代教育的详细地描写。“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表现出那个辉煌时代庞大的教育传播实绩与发展水平。

    《礼记》:夫以学校之设,其广如此,教之之术,其次第节目之详又如此,而其所以为教,则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伦之外,是以当世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此古昔盛时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

    《礼记》:及周之衰,贤圣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着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闻其说,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则其书虽存,而知者鲜矣!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 ,提倡“忠恕” 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 要达到一定的影响效果,被特定的传播对象所接受,都必须遵循传播之术。为了传播特定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主张理想,儒家学派在“述”与“作”的历史承继中形成了自己的传播思想。这些伟大的思想零零散散地见于他们的言论中。

    《论语》是孔子与其弟子的语录结集,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结集工作是由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完成的。《论语》名称的来由,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一说法,大体可信。原始记录杂出于众手,最后编定当在战国初期,以曾参门人为主。 在这部文献中,有许多内容关涉传播,对今天的传播实践颇有裨益。

    《论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卷四 述而第七)

    《论语》: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泰伯)

    《论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颜渊)

    《论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论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论语》: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

    《论语》: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卫灵公第十五)

    《论语》:不学诗,无以言( 季氏)

    《论语》: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

    孔子的保守思想也似乎存留在传播这样的层面上,其对口头的语言传播的偏爱是莫名和无法理解的。不用书面记录的思想传播到底比口头传播有什么缺点和不足吗,我们不得而知。继承孔子思想衣钵的后来者孟子的说服艺术可谓高超。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他虽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但是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孟子除是儒家思想的二传手以外,而且还有雄辩地口才。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卷一梁惠王章句上中)

   《孟子》: “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离娄下?第十七章)

   《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孟子》::“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孟子》: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卷十四 尽心章句下)

   对于儒家学派历史传递,韩子有自己的说法:“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其意在指出儒家思想的传播源流源于尧而止于孟子,对荀子并不认同(大学章句序)。荀子是先秦最后一个大儒。仔细的研读,荀子的观点和儒家确实血脉相连,这表现在他们的哲学基础和主张两个层面上。

   《荀子》:过言不再,不再过言流言不极;流言相毁不穷极也不断其威,常严庄也不习其谋;

   《荀子》:久别则闻,流言不信,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有如此者(儒行解第五)

   《荀子》:言必诚信,行必忠正。(儒行解第五)

   《荀子》:非相篇第五:谈说之术,矜庄以蓓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譬称以喻之,分别以明之,欣観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

   《荀子》: 君子必辨。是以小人辨言险,而君子辨言仁。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如其默也,其辨不如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矣。

   《荀子》: 故仁言大矣: 起于上所以道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道于上,谋救是也。

   《荀子》: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刘向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所撰《别录》,为我国最早的图书公类目录。治《春秋彀梁传》。著《九叹》等辞赋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书,《五经通义》有清人马国翰辑本。原有集,已佚,明人辑为《刘中垒集》。刘向的一生都在为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而努力,孜孜不倦。在《说苑》里,不乏精辟的论说。

    《说苑》: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惟乐不可以为伪。乐者,心之动也,声者,乐之象也,文采节奏,声之饰也。

    《说苑》: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说苑》: ‘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

    《说苑》的善说篇有精彩斐然的论述 :子贡曰:“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诗云:“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

    善说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孟尝君寄客于齐王,三年而不见用,故客反谓孟尝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见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过也?”孟尝君曰:“寡人闻之,缕因针而入,不因针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亲。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闻周氏之喾,韩氏之卢,天下疾狗也。见菟而指属,则无失菟矣;望见而放狗也,则累世不能得菟矣!狗非不能,属之者罪也。”孟尝君曰:“不然,昔华舟杞梁战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为之崩,城为之,君子诚能刑于内,则物应于外矣。夫土壤且可为忠,况有食谷之君乎?”客曰:“不然,臣见鹪鹩巢于苇苕,着之发毛,建之女工不能为也,可谓完坚矣。大风至,则苕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托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熏也。臣未尝见稷狐见攻,社鼠见熏也,何则?所托者然也。”于是孟尝君复属之齐,齐王使为相。

   《说苑》中的说服技巧令人折服,而关于言语传播的规律也有深切的认同。

   《说苑》:谈丛意不并锐,事不两隆;盛于彼者必衰于此,长于左者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也。

   《说苑》: 一言而非,四马不能追;一言不急,四马不能及。

   《说苑》:百行之本,一言也。一言而适,可以却敌;一言而得,可以保国。

   《说苑》: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

    另一位儒门人物是陆贾。《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说: 贾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颇通诸子百家之学”,然观其学,仍宗于儒学。河南守吴公“闻其(贾生)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而吴公“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陆贾守本于儒家,自古即有定评。他的哲学根基于儒学,却不乏独到见解。
《陆贾新语》: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登高及远,达幽洞冥,听之无声,视之无形,世人莫睹其兆,莫知其情,校修五经之本末,道德之真伪,既□其意,而不见其人。(术事〔一〕第二)

    《陆贾新语》: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术事第二)

    《陆贾新语》:夫举事者或为善而不称善,或不善而称善者,何?视之者谬而论之者误也。故行或合于世,言或顺于耳,斯乃阿上之意,从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故无忤逆之言,无不合之义者。(辨惑)

    《陆贾新语》:夫目不能别黑白,耳不能别清浊,口不能言善恶,则所谓不能也。(慎微)

    《陆贾新语》:夫世人不学诗、书,存仁义,尊圣人之道,极经艺之深,乃论不验之语,学不然之事,图天地之形,说灾变之异,乖先王之法,异圣人之意,惑学者之心,移众人之志,指天画地,是非世事,动人以邪变,惊人以奇怪,听之者若神,视之者如异;然犹不可以济于厄而度其身,或触罪□□法,不免于辜戮。故事不生于法度,道不本于天地,可言而不可行也,可听而不可传也,可□翫而不可大用也。(本行)

    《陆贾新语》:夫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纲,屈申不可以失法,动作不可以离度,谬误出口,则乱及万里之外。?(明诫)

     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思务)

     荀悦,字仲豫,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荀悦的著述是《申鉴》。

    《申鉴》:有言考用.动则考行.静则考守.

    《申鉴》: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赏罚.以辅法教.宜于令者.官以其方.各重其尽.则集之于尚书.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书诡常.为善恶则书.言行足以为法式则书.立功事则书.兵戎动众则书.四夷朝献则书.皇后贵人太子拜立则书.光武置贵人为三夫人公主大臣拜免则书.福淫祸乱则书.祥瑞灾异则书.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汉时有禁中起居故明德马皇后自撰显宗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书焉.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俗嫌第三)

    《申鉴》:在上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俗嫌第三)

    《申鉴》:或问进谏受谏孰难.曰.后之进谏难也.以受之难故也.后谓后世言臣畏犯颜由君拒谏而然若受谏不难.(杂言下第五)

    《申鉴》:权为茂矣.其几不若经.辩为美矣.其理不若绌.文为显矣.其中不若朴.博为盛矣.其正不若约.莫不为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为妙.知神之几.妙之至也.莫不为正.(杂言下第五)

    《申鉴》:或曰.辞达而已矣.圣人以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谓之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圣人之文.成此五者.(杂言下第五)

    《申鉴》: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情见乎辞.是称情也.言不尽意.是称意也.中心好之.是称心也.以制其志.是称志也.

    《申鉴》: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闻大论则志不宏.不听至言则心不固.

    《中庸章句》: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中庸章句》: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

    《中庸章句》: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中庸章句》: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

     此外,左丘明的《 春秋左传 》和董仲舒 《 春秋繁露》 中也有传播的论说。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 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 春秋左传 》

    秋慎辞,谨于名伦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战,大夷言战而不得言获,中国言获而不得言执,各有辞也。有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战,大夷避中国而不得言获,中国避天子而不得言执,名伦弗予,嫌于相臣之辞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贵贱如其伦,义之正也。《 春秋繁露》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道家的智慧堪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聪明的谋略,老子是第一个将宇宙观与政治观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哲学大师,道家智慧最鲜明的体现就在于对人世间一系列利害转化关系的深刻洞察。

     《老子》第六十三章

    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

    《老子》第八十一章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老子》第五章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老子》第十章
  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老子》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庄子(约公元前369~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蒙(今亳州市蒙城县)时思想家。曾为蒙之漆园(在今涡河北岸)吏,史称“漆园傲吏”,誉为地方官吏之楷模。当时诸侯混战,争霸天下,他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便辞官隐居,潜心研究道学。他大大继承和发展了老聃、杨朱学说,与老子并称“道家之祖”。在思辩方法上,把相对主义绝对化,转向神密的诡辩主义。庄子又为先秦时期文学家,其文学成就尤居先秦诸子之冠,堪称浪漫文学之父,东方文艺之神。

    《庄子》: 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要传达真实的言辞,不要传达过甚的言辞,传播要讲求真实性。庄子又说:“言者, 风波也,”语言就像风波,有得有失。

    《庄子》: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囗(“彀”字以“鸟”代“弓”音kou4)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 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

   《庄子》: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庄子》: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

   《庄子》:语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语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哉!

   《庄子》: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庄子》: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庄子》:庄子曰:‘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庄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屯,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子的传播思想表现出其积极用世的一面。

    《墨子闲诂》: 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闲诂》修身第二)

    《墨子闲诂》: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墨子闲诂》修身第二)

    《墨子闲诂》:务言而缓行,虽辩必不听;(《墨子闲诂》修身第二)

    《墨子闲诂》:慧者心辩而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誉扬天下,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墨子闲诂》修身第二)

    《墨子闲诂》: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墨家的保守思想里也重视了传播的作用,明显椒一种心退身进的中国传统智慧的鼻祖。在诸子百家的文献中,墨子的关涉传播的论述最多。

    《墨子闲诂》:谨其言,慎其行,精其思虑,(尚贤中第九)

    《墨子闲诂》:“凡闻见善者,必以告其上,闻见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尚同中第十二)

    《墨子闲诂》: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其举事速成矣。

尚同中第十二.要善于从别人处收集信息,找到信息。,利用别人传播的信息分析外围的环境

    《墨子闲诂》:“唯口出好兴戎。”则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为谗贼寇戎。则此岂口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故遂以为谗贼寇戎。(尚同下第十三)
     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尚同下第十三

    《墨子闲诂》: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为之人,助之视听者众。故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光誉令闻,先人发之。

    《墨子闲诂》:唯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夫唯能信身而从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圣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贤人焉,其乡里之人皆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赏之。千里之内有暴人焉,其乡里未之均闻见也,圣王得而罚之。故唯毋以圣王为聪耳明目与?岂能一视而通见千里之外哉!一听而通闻千里之外哉!圣王不往而视也,不就而听也。(兼爱上第十四)

   《墨子闲诂》: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观其行,顺天之意,谓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谓之不善意行;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

   《墨子闲诂》: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上第三十五

   《墨子闲诂》: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布施百姓者,宪也。(非命上第三十五)

   《墨子闲诂》: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柰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非命中第三十六)

   《墨子闲诂》: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

   《墨子闲诂》: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墨子闲诂》: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

   《墨子闲诂》: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故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大取第四十四

   《墨子闲诂》:辞侔之也,有所至而止。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诡,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墨子闲诂》:子墨子曰: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囗也。(小取第四十五)

    《墨子闲诂》:子墨子曰:然则,一人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利己;十人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利己;天下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利己。一人不说子,一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十人不说子,十人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说子,天下欲杀子,以子为施不祥言者也。说子亦欲杀子,不说子亦欲杀子,是所谓经者口也,杀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恶利也?若无所利而不言,是荡口也。

    《墨子闲诂》:子墨子曰:言足以迁行者,常之;不足以迁行者,勿常。不足以迁行而常之,是荡口也。

    《墨子闲诂》:翟以为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国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

    《墨子闲诂》:敌引哭而榆,则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门击遗师,令贲士、主将皆听城鼓之音而出,又听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将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噪,敌人必或,破军杀将。以白衣为服,以号相得。《墨子闲诂》原文

    《墨子闲诂》: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尚贤下第十)

    《墨子闲诂》:瞽者善听,聋者善视。黄帝阴符经(天志上第二十六)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多闻则守之以约,〔注〕所守简要。多见则守之以卓。〔注〕所睹广远。寡闻则无约也,寡见则无卓也。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注〕卖书市肆,不能释义。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注〕铃以谕小声,犹小说不合大雅。君子言也无择,〔注〕非法不言,何所择乎?听也无淫。〔注〕非正不听,何有淫乎?择则乱,淫则辟。〔注〕言有可择则秽乱,听有淫侈则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宣传效果问题

    《墨子闲诂》: 法言义疏圣人之辞,可为也;〔注〕所谓文章可得而闻。使人信之,所不可为也。是以君子强学而力行。

     《墨子闲诂》:或问:“何如斯谓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轻,则可谓之人。”曰:“何谓四重?” 法言义疏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则有法,行重则有德,貌重则有威,好重则有观。”〔敢问四轻。”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圣人耳不顺乎非,〔注〕惟正之听。口不肄乎善;〔注〕性与天道,发言成章,不肄习。贤者耳择、口择;〔注〕耳择所听,口择所言。众人无择焉。
    《墨子闲诂》:言不惭、行不耻者,孔子惮焉。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或问:“太古涂民耳目,惟其见也闻也。见则难蔽,闻则难塞。”〔注〕人以为太古不如绝礼乐以涂塞人之耳目,令不见不闻,使之纯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见耳闻,是以视之礼,听之乐。〔注〕因其耳目而节之。如视不礼,听不乐,虽有民,焉得而涂诸?”
《墨子闲诂》: 法言义疏或曰:“经可损益与?”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诗、书、礼、春秋,或因或作,而成于仲尼,其益可知也。〔注〕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应时而造者,损益可知也。”〔白虎通五经云:“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是也。
杨雄认为经典的传播是应时而造,为禁止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虞、夏之书浑浑尔,〔注〕深大。商书灏灏尔,〔注〕夷旷。周书噩噩尔。〔注〕不阿借也。下周者,其书谯乎!浑浑,大也。噩”即“咢”字,正直貌。谯,娆譊也。娆譊叠韵连语,烦苛之意。墨子概括了不同朝代史书的行文特点。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着。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注〕有所发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荡除(一),如江、河所涤,灏灏洪盛,无能当之者。面相之,辞相适,捈中心之所欲,通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注〕嚍嚍,犹愤愤也。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着古昔之●●,传千里之忞忞者,莫如书。〔注〕●●,目所不见;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注〕声发成言,画纸成书。书有文质,言有史野,二者之来,皆由于心。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注〕察言观书,断可识也。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则述,其书则作。”
法言义疏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书,故作之也。孔子认为,对于历史运用口述的方法,而对于自己的思想,需要运用图书这一种传播媒体把思想传播下去。孔子自言我但传述旧章,而不新制礼乐也。夫得制礼乐者,必须德位兼并,德为圣人,尊为天子者也。孔子是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也。礼记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这段文字反映了一定的信息传播特权的思想。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吾寡见人之好徦者也。迩文之视,迩言之听,徦则偭焉。〔
法言义疏或问:“五经有辩乎?”曰:“惟五经为辩。说天者莫辩乎易,〔注〕惟变所适,应四时之宜。说事者莫辩乎书,〔注〕尚书,论政事也。说体者莫辩乎礼,〔注〕正百事之体也。说志者莫辩乎诗,〔注〕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说理者莫辩乎春秋。〔注〕属辞比事之义。舍斯,辩亦小矣。”〔疏〕五经有辩乎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老子云:“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谓也?”曰:“玉不雕,玙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谟不作经。”〔淮南子说林云:“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乐不笑,至音不叫。”“杨雄说:“古人歌、诗、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

    《墨子闲诂》: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非孔子之所谓文也。”
法言义疏圣人之言远如天,〔注〕天悬象着明,而人不能察;圣人设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贤人之言近如地。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圣人矢口而成言,肆笔而成书,〔注〕矢,正也;肆,操也。言可闻而不可殚,书可观而不可尽。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世称东方生之盛也,言不纯师,行不纯表,其流风遗书,蔑如也。或曰:“隐者也。”曰:“昔之隐者,吾闻其语矣,又闻其行矣。”〔注〕昔之隐者,文王拘于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隐于殷朝,而为周陈洪范;接舆之在楚,而歌凤兮。或曰:“隐道多端。”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 固也!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舆之被其发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范,接舆之歌凤也哉!”或问:“东方生名过实者,何也?”曰:“应谐、不穷、正谏、秽德,〔注〕由此四事得名。应谐似优,〔注〕似倡优。不穷似哲,正谏似直,秽德以隐。”请问“名”。曰:“诙达。”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曰:“非正不视,非正不听,非正不言,非正不行。

    《墨子闲诂》:法言义疏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注〕弸,满也;彪,文也。积行内满,文辞外发。般之挥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称也。”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韩非子》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历史经验,系统地阐述了法家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治理论,成为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子》: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韩非子》: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知其言以往,勿变勿更,以参合阅焉。官有一人,勿令通言,则万物皆尽。函;掩其迹,匿其端,下不能原;去其智,绝其能,下不能意。

    《韩非子》:凡听之道,以其所出,反以为之入。故审名以定位,明分以辩类。听言之道,溶若甚醉。脣乎齿乎,吾不为始乎,齿乎脣乎,愈惛惛乎。

    《韩非子》:大国之所索,小国必听,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

    《韩非子》:臣非非难言孔,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々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总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为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公孙龙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公孙龙子》: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
 
  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无部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以“指者天下之所无”。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见《战国策》〕。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见《孙庞演义》〕。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其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蹦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

   《鬼谷子》: 人言者,动也。己默者,静也。因其言,听其辞。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应必出。(《鬼谷子》谋篇第十)

   《鬼谷子》:说莫难于悉听,说者,说之也;说之者,资之也。饰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损也。应对者,利辞也;利辞者,轻论也。成义者,明之也;明之者,符
验也。(言或反覆,欲相却也。)难言者,却论也;却论者,钓几也。佞言者,谄而干忠;谀言者,博而干智;平言者,决而干勇;戚言者,权而干信;静言者,反而干胜。先意承欲者,谄也;繁称文辞者,博也;纵舍不疑者,决也;策选进谋者,权也;他分不足以窒非者,反也。(《鬼谷子》谋篇第十)

   《鬼谷子》:故口者,机关也;所以关闭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窥间见奸邪。故曰:参调而应,利道而动。故繁言而不乱,翱翔而不迷,变易而不危者,(者见)要得理。故无目者不可示以五色,无耳者不可告也五音。故不可以往者,无所开之也。不可以来者,无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圣人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者,有讳忌也。众口烁金,言有曲故也。(《鬼谷子》谋篇第十)

  《鬼谷子》:辞言有五:曰病、曰恐、曰忧、曰怒、曰喜。病者,感衰气而不神也。恐者,肠绝而无主也。忧者,闭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动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无要也。此五者精则用之,利则行之。故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此其术也,而人常反之。是故与智者言,将以此明之;与不智者言,将以此教之;而甚难为也。故言多类,事多变。故终日言不失其类,而事不乱;终日不变,而不失其主。故智贵不忘。听贵聪,辞贵奇。(《鬼谷子》谋篇第十)

    孙子的传世之作是《孙子兵法》,有两处关于古代军事传播的叙述与描写非常精彩。

    旗帜第六十九

    守城之法,木为苍旗,火为赤旗,薪樵为黄旗,石为白旗,水为黑旗,食为菌旗,死士为仓英之旗,竟士为雩旗,多卒为双兔之旗,五尺童子为童旗,女子为梯末之旗,弩为狗旗,戟为旌旗,剑盾为羽旗,车为龙旗,骑为鸟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城上举旗,备具之官致财物,之足而下旗。
杂守第七十一垄灶,亭一鼓。寇烽、警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已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毋弇建,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一烽;入境,举二烽;射要,举三烽三鼓;郭会,举四烽四鼓;城会,举五烽五鼓;夜以火,如此数。守烽者事急。

    在孙子的两处描述中,无论是旗语,还是烽火,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了。无论是从传播的速度,还是传播的精确度方面,当时都没有其它传播手段可以与此相比。虽然编码的程序稍显繁琐,但是其传意的复杂程度,以及及时性方面的长处显示并不存在相当的替代传播手段。和现代社会相同的是,最复杂和先进的传播工具,不如阿帕网,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因为即便按照现在的条件来组织实施这种准确的传播行为,也需要一定的财力和人力,颇不容易。孙子的笔下继续有有关传播的论述。

   《孙子兵法》: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

   《孙子兵法》: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之耳目也。民既专一,则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此用众之法也。故夜战多金鼓,昼战多旌旗,所以变人之耳目也。

   备蛾傅第六十三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吕氏春秋》的“传言必察”等传播学思想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吕氏春秋?精谕》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于鲁君,与之俱至于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于君,曰:“宓子不可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于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某术于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

    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最高明的说服技巧的运用—高超的比喻。在这个故事中,宓子贱之所以成功,还在于有一个高明的听者。宓子贱去治理亶父,担心鲁君听信他人谗言,从而使自己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将要辞行的时候,向鲁君请求派两个亲信官员,同他一起到亶父去。亶父的官员都来参见。宓子贱让那两个同来的官员书写。他们刚要书写,宓子贱从旁边不时地摇动他们的胳膊肘。官员写得不好,宓子贱就为此大发雷霆。两位官员很为难,便告辞请求回去。宓子贱说:“你们写得很不好,你们赶快回去吧!”两位官员回朝向鲁君报告说:“每法给宓子书写文书。”鲁君说:“为什么?”两位官员回答说:“宓子让我们书写,却有不时地摇动我们的胳膊肘,书写坏了却又对我们很生气。亶父的官员们都笑话宓子。这就是我们所以告辞离开的原因啊!”鲁君长叹一声,感慨地说:“宓子是用这个方法来对我的不肖进行劝谏啊!我扰乱宓子,使他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事一定有过好几次了。没有你们两个人,我几乎要犯错误了!”于是派遣亲信,到亶父传令,告诉宓子说:“从今以后,亶父不是属我所有的了,而是属你所有的了。凡是利于亶父的事情,你决定了就办吧!每五年向我汇报一次治理的大要就行了。”宓子恭敬地答应了,这才得以在亶父实行自己的主张。过了三年,巫马旗穿着粗布短衣、披着破皮袄,到亶父去观察施行教化的情况。看到夜里捕鱼的渔夫,得到鱼以后却又放回水里。巫马旗向他问道:“捕鱼是为了得到鱼。现在你得到鱼后却又放回水里,为什么?”渔夫回答说:“宓子不让人们捕小鱼。我放回水里去的是小鱼。”

    《吕氏春秋?劝学》有这样的文字: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于胜理,在于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于天子,朝之而不?,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后尊。凡是进行说教,应使对方心悦诚服,而不是进行生硬的说教。当今的世上的说教者,大多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而生硬地说教。不能使人心悦诚服反倒生硬地说教,这就像拯救落水的人反倒用石头让他沉下去,这就像救治病人却反倒给他喝毒药,使得世道越来越乱、不肖的君主越发昏惑的情形从此就出现了。所以当老师的首先要做的事情就在于明辨事理,推行道义。事理明辨了,道义确立了,那么老师的地位就尊贵了,王公大人们就不敢慢待他们了。上至天子朝见他也受之无愧。凡是相遇,会合到一起,相互间的和谐不可强求。如果丢掉事理放弃道义而去追求不一定能得到的东西,却想要别人尊敬他,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明辨事理,推行道义,然后才能尊贵起来。

    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丰富根源。由春秋到东西两汉,这个辉煌灿烂时代的学说思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借鉴意义显而易见。由于诸多原因,本文只是仅仅做了一个文献梳理,而且很不全面,还需要很多的工作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