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之研究


Blueski推荐 [2009-5-28]
出处:《中州学刊》2007年第06期
作者:汤漳平
 

摘要: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从而使以往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结论。出土文献与《楚辞·离骚》关系最密切者有五个方面:1、《离骚》的作者;2、楚国的族属;3、屈原的生年;4、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5、关于龙凤意象与图腾崇拜。
  关键词:出土文献;《离骚》;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7)06—0189—04
  
  20世纪以来,在楚辞研究的几次热潮中,《离骚》既是研究的热点,又是争论的焦点。研究中提出的众多问题,如仅由传统的传世文献资料来讨论,往往难以说服对方。新方法的运用,如民俗学、文化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研究视野,却往往有隔靴搔痒之感。然而,众多地下考古文物与文献资料的发现,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最直接的材料,从而使以往诸多争议不休的问题得到有说服力的结论。可是,由于这些研究成果散见于众多论著之中,读者往往难以窥见全貌。为此,本文将广搜各种研究成果,分题作一综述,俾使读者可获得较为完整的信息。出土文献与《离骚》关系最为密切者,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离骚》的作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思潮在我国学术界盛行。胡适在《读楚辞》中认为,屈原是一个“传说的”、“箭垛式的人物”,否定屈原的存在;而继后的许笃仁在《楚辞释疑》一文中进一步提出,《离骚》并非屈原所作,其作者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其后有何天行的《楚辞新考》、卫聚贤的《(离骚)的作者——屈原与刘安》以及建国初朱东润的《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刘安及其作品》等文章,均赞同许氏之论,将《离骚》的著作权判为刘安,从而影响到日本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屈原否定论”。认为刘安为《离骚》作者的人,其根据主要是荀悦在《汉纪·孝武皇帝纪》中将汉武帝使刘安“为《离骚传》”(据《汉书·淮南王传》)写成“为《离骚赋》”,而此后高诱也在《淮南子·叙》中将《离骚传》写成《离骚赋》。“屈原否定论”者置《史记》、《汉书》、班固《离骚序》等可靠的文献资料于不顾,而强为说词。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古籍的竹简残片,其中涉及古籍十余种,如先秦的典籍《周易》近600片,《诗经》170余片,《吕氏春秋》40余片,《楚辞》作品中的《离骚》残文4字,《涉江》残文5字。据考古工作者考证,此墓出土文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其漆器铭文纪年最长为汉文帝“十一年”等资料,可推知此墓墓主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夏侯灶父亲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这一情况表明,《楚辞》应在西汉初期业已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这也与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所说的“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而当其去世之后,“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的说法相一致。而后,“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楚辞章句序》)这段话,本来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得十分清楚,《离骚经章句》也即《离骚传》,两者名异而实同。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离骚》残片以无可辩驳的铁证说明,《离骚》早在汉武帝让刘安作传之前已存在并广为流传。夏侯灶人葬的公元前165年,刘安(前179一前122)年仅14岁,而史籍所载的汉武帝让刘安作《离骚传》,则是发生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的事,时间晚了26年。因此,所谓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说法,因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离骚》残简的出土而告终结。汤炳正先生在《求索》1984年第2期发表了《(离骚)决不是刘安的作品——再评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对此作了有力的辨正。
  
  二、关于楚国的族属问题
  
  古今中外的研究者大都认为,《离骚》第一部分中所描写的现实,应与屈原的生平事迹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正则”与“灵均”不过是屈原名字“平”与“原”的隐义。因而有关楚国的先世族源以及屈原之生年,均可从《离骚》作品中探索。作品一开头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日伯庸。”高阳帝即五帝之一的颛顼。屈原为楚王族,这就说明楚人出自中原的华夏族。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也是如是记载的: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日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日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
  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我们从这段记载中可知,楚国的世系是比较清楚的。但是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有学者开始对楚人的族源表示怀疑,这可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为代表。他认为,楚为苗族,“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据战国时人说,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武王伐纣,有髳(苗)人参加周军作战。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髳人酋长”。
  范氏在这里提出了楚国为三苗成员的观点,这是一个与传统古史记载完全不同的新论点,然而他却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这个新论点的依据,这实在不能说是慎重的。比较一下《史记》的记述,我们知道,司马迁在撰写这部通史时掌握了大量自古至汉的史料,是在反复斟酌与筛选之后写成的。在他的记述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黄帝族十分重要的成员。而《国语·楚语》中在谈到楚人与三苗关系时,有这样一段话:

及少皋之衰也,丸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
  重黎即祝融,他是奉命来纠正九黎、三苗的“乱德”行为的。因而,把楚人说成是三苗集团的成员,岂非缺乏考虑?过去,有些学者提出:楚人是南方土著民族,而楚人记载自己来自中原、是黄帝族的后裔,这是楚人有意抬高自己的身份而造作出来高贵的世系。这种说法实在缺乏依据。楚人奉颛顼、祝融为始祖,是有充分文献记载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夔子(楚之封君)不祀祝融与鬻熊,楚成王派兵灭了夔国;出土文献也表明,在楚人的祭祀中,祝融一直列于楚先祖的祭祀之首。1965年以来,在原楚郢都纪南城附近相继出土了三批祭祀竹简。它们分别是:(一)1965年在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166枚,商承祚先生在《战国楚竹简汇编·江陵望山一号楚墓竹简疾病杂事札记摹本》中对其作了考释。该墓墓主为邵固,是楚悼王的曾孙、楚王的侍者,位居大夫,其下葬年代应为“楚威王时期或楚怀王前期”。(二)1977年在江陵天星观一号墓出土的一批祭祀竹简,墓主人为楚邸殇君番(乘力),位居上卿、上柱国之属,其下葬年代“应晚于公元前361年,而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惜该墓的竹简文字至今未见整理出版。(三)1987年出土的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墓中出土约50枚保存较为完整的卜筮祭祷记录的竹简。文物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包山楚墓》一书,对简文作了考释。该墓墓主为邵(力它),其生前为楚国主管司法的左尹,是令尹的重要助手;其下葬年代“为公元前316年,而且下葬时其年龄约为四十岁左右”。这三批祭祀竹简都记载了楚人对祖先的祭祀。天星观一号楚墓墓主生前地位虽较高,但似非楚王族,其“祷告的祖先有‘卓公’、‘惠公’”等。而望山一号楚墓与包山楚墓墓主均为楚王室成员,因此它们祭祀的祖先神就是楚国的先人。望山一号楚墓祭祀的祖先为:楚先(当为楚族祖先之统称)、老童、祝融、柬大王、邵王等。包山二号墓中祭祀的“先人包括远祖和近祖。远祖有老僮、祝融、媸啻、熊经、武王等”。这两座楚王室的祭祀竹简所记录的楚族先人从老童(又作僮、撞),到祝融、鬻熊(即媸盦)、熊绎、武王,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楚先人系列。其中最早的先祖老童,即《史记·楚世家》中的“卷章”。《史记》注引徐广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吴回。谯周曰:老童即卷章。”
  从上述祭祀竹简所载之楚先人系列,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楚人对于自己先祖在祭祀方面是十分严谨恭敬的,绝非像有些人所想象的是故意抬高身份。这些祭祀竹简所载内容,也与《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相同。
  除楚墓祭祀竹简载有楚人祖先世系外,宋代曾出土西周晚期楚器——“楚公逆鎛”,其铭文中有:“佳八月甲申,楚公逆自作吴雷镩……逆其万年又寿……孙子其永保。”楚公逆即楚国早期首领熊号(前800一前791在位);“吴雷”即“吴回”,也是楚人先祖祝融。可知此鎛具有纪念楚人先祖的意义在。祝融的后裔有八姓,大多分布于中原,这也为楚人来自中原说提供了佐证。
  
  三、关于屈原的生年
  
  屈原的生年,《史记》和其他先秦史料均无记载。推断屈原生年的资料,主要依据《离骚》开头所写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这句诗。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云:“太岁在寅日摄提格。……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下母体而生。”但朱熹不同意王逸的说法,他认为“盖摄提自是星名……‘摄提贞于孟陬’,乃谓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岁在寅之名也。必为岁名,则其下少一格字,而贞于二字亦为衍文矣”。这样,屈原的生年便难以考知。由此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历来争议不休。
  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了一件“利簋”,器内有铭文4行,32字,记叙了周武王伐纣的过程。铭文中有“岁贞克闻”几个字,文字学家考释意见不一。汤炳正先生写了《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一文,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学功夫,对此作了考释,指出“岁鼎克”三字是记述时间,“‘岁’指岁星,古人或称‘摄提’,即现在的木星……‘鼎’即贞字……‘克’与‘辜’同字,为月名,即《尔雅·释天》‘十一月为辜’的辜字……总地说,‘岁贞克’这句话是说:岁星正当十一月展出东方。”汤先生比较了建国前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帛书,发现其中所标的十二月名,与《尔雅·释天》完全一致,不过文字的形体略殊,“如《尔雅》以正月为‘陬’,帛书则曰‘取’;《尔雅》十一月为‘辜’,而帛书则日‘姑’。”因而,他指出:“称正月为‘孟陬’是楚俗。”而从比较中,他认为“岁贞克”这样的记载时间方法,与《离骚》中的“摄提贞于孟陬”表达方式相同,都是以岁星的运行标记年月。所不同的是利簋直名岁星为“岁”,而屈赋则代之以岁星的另一名称“摄提”。汤炳正先生又以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元光历谱》与1973年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及其他相关资料,在《屈赋新探》中推算出“屈原应当是生于公元前342年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即楚宣王二十八年乙卯,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庚寅”。这一研究成果,应当是较有说服力的,它解决了历史上由王逸和朱熹因解释时采用资料的不同而引发的争议。
  关于屈原生日“庚寅”,姜亮夫先生从两周1000多件青铜器中的铭文中进行考证发现,其中有干支记日者273器。根据统计,“以丁亥为最多,其次则曰庚寅……则其为民俗所最重要之吉日,仅次于丁亥矣”。
  
  四、对《离骚》中的巫文化内容及人物形象研究
  
  1993年,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大量古代书籍,其中大多为道家与儒家的著作。它使我们对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文化状况有了新的了解。该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后段,正与屈原的生活年代相当,由是引起对墓主人身份的猜测。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墓主人为屈原,但因证据不足,未能为广大研究者接受。然而,1973年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一幅人物御龙帛画,却引起研究者的普遍关注。这幅帛画属于战国中期的作品。帛画的正中,是一位侧身而立的中年男性,他危冠束发,腰佩长剑,身穿长袍,身材修长,形态自若,手执缰绳,御一飞龙,龙的顶上为一宽大的华盖,华盖上下垂的飘带随风飘拂,男子的服饰衣袂也飘飘拂动,使画中人物显得飘逸潇洒。一般研究者认为,根据此男子的装饰与形象,墓主人当为楚权贵,是地位显赫的士大夫。尤其是其生活年代与人物身份、装饰等,均令人油然想起《离骚》中的主人公灵均的形象。

楚辞中多涉及与巫文化相关的内容;《离骚》和《九章》、《天问》等篇章,其中亦都有大量涉及此类内容的章节。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中,也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研究者均认为与楚人的相关思想有联系。人物御龙帛画中,在人物身后的龙尾上,有一只仙鹤单足而立,悠然自得,仰视着天空,而其左下侧则有一条大鲤鱼在引路前游。“各种物象构成龙鹤呈祥、鱼利丰厚的内容,比喻墓主无论在人间、升天国或潜龙宫皆可享受荣华富贵。”同样,出土于湖南长沙郊外陈家大山楚墓中的人物仕女图,也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人物仕女图1949年出土,与人物御龙帛画一样,均是随墓人葬的铭旌。墓主应为一位贵妇,图正中下半部所绘的墓主人侧身而立,高髻斜耸,长袍细腰,上身略前倾,腰肢纤细,双手合掌作祈祷状,神态十分虔诚,身着长袍,广袖宽裾,垂地而盘的长衣前后张开。仕女头顶左上方,一只矫健振翅的凤鸟,双脚前屈后伸,大有意欲腾空之势,风鸟的形象几乎占据了画面重要的视觉位置。风的前端,一龙扶摇直上,却不如凤的姿态显耀。大概这是关于凤龙与阴阳象征的意义。全图表示着祈神引导,使墓主灵魂升天这一主题。一般认为,“龙凤仕女图”之年代应早于“御龙人物图”。
  与此密切相联系的,还有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软侯妻)墓的一张“T”字形旌幡。其内容是描绘祈祷墓主灵魂升天。旌幡分为天廷、人间和地府三个部分。天界上有神龙蜿蜒飞舞,仙禽与神兽活泼可爱;天空中挂着圆圆的一轮红日和如钩的新月;红日中有只金乌,月亮上则有蟾蜍。中间部分是主人在人间的生活场景,画面左右各有一条穿壁蛟龙,相互缠绕,从而将阴阳两界联成一体;龙首直抵天门,紧挨着门前的帝阍;龙尾则下垂至阴界下部。阴界中,有各种神怪与龙蛇鱼龟。这幅画毫无疑问也体现出楚地人对生死、阴阳、天地各界不同的思维与想象。此帛画为西汉前期的作品,与前所提及的楚帛画相距时间不过一二百年,三幅帛画形成了一个前后连续的系列。形象展示了楚人思维与想象中的灵魂升天的场景。这是楚人宗教观念与信仰的真实写照,它对于我们理解《离骚》作品后半部中有关升天下地的想象,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当然,出土的楚地帛画不止上述数件,如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软侯子墓帛画》,也与此内容相近。在楚地出土的帛画中,既然龙、凤均为引导人的灵魂升天的有神性的鸟兽,那么,《离骚》中在描写其主人公上天叩帝阍、下地三求女的过程中均有龙为御、凤鸟飞腾,也就非常自然了。
  
  五、关于龙凤意象问题
  
  《离骚》中有大量诗句涉及龙风意象。这种意象,究竟与楚文化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我们在第四个问题中已通过帛画中的龙凤形象作过一些解释。然而,这其中还涉及到有关楚人的自然崇拜以及其图腾的一些问题,研究者各以其所见到的资料来谈各自的看法,现分别概述于下,供学者们参考。
  
  1、楚人以龙为图腾说
  姜亮夫先生在《楚辞通故》第一辑《天部》中释祝融,以为:“南方天神,亦即《山海经》之烛龙,楚人之先,即楚吴回之子陆终也。……郭沫若以为亦即祝融(《金文丛考-金文所无考》)。由此等材料推寻,则祝融乃龙属图腾故事演变中人神交替之物。其音之深化,当与烛龙、重(重黎之重)为同一之分化语。而余昔论夏为龙族,楚为夏后,故楚故事亦多与龙有关。”《楚辞稿》作者李玉洁亦持此观点,她还以出土文献、出土文物资料作了说明,如安徽寿县的楚幽王墓发掘后,发掘者看到“棺材是朱红色的,上面及四周都饰有浮雕的龙”。
  
  2、以凤为图腾说
  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中说:“楚人的先民以凤为图腾。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雕像和图像多得不可胜数,远非周代其它各国的文物可比。楚人的凤,虽有多种多样的体形和姿态,但都显得雍容华贵、伟岸英武。楚人以为,只有在凤的导引下,人的灵魂才得以飞登九天,周游八极。所以,屈原在《离骚》中写道:‘吾令风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庄子·逍遥游》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这鹏,就是大风。”蔡靖泉在《楚文化流变史》中认同张正明的观点,他说:“传说中,楚人的祖先祝融是一只凤鸟。”
  
  3、楚人崇拜龙风,但非作为图腾
  赵辉在其《楚辞文化背景研究》一书中持这种观点,他说:“楚民族是一个崇拜龙凤的民族。……楚人喜爱凤,也同样喜爱龙。同楚人的各种用品喜欢镂绘各种神怪的图案一样,各种龙凤的图案也广泛地见于楚人的雕刻、刺绣和漆画之中。”他认为,从出土的楚人帛画和《楚辞》作品中内容看,“凤和龙一样,都是云游的导引者。……故我们以为,楚人崇拜龙凤,与楚国神仙思想的兴盛不无密切关系。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楚人崇拜龙凤,意在借龙凤而导引人们升天,以成神仙呢?”
  以上三种观点都是以传世的文本资料、记载、《楚辞》等为内证,并参照出土的楚文物与文献资料进行比较而得出的结论,然而三种结论却并不相同,甚至其说迥异,原因何在?我以为,关键在于是否全面掌握相关资料,以及如何来选择这些资料,并得到比较准确的不带偏见的结论。
  大量资料记载,楚之先为祝融吴回,吴回之后裔有八姓,多在中原。楚人认为自己出自高阳帝颛顼。今河南濮阳是颛顼之墟。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县西水坡仰韶文化M45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这也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龙的图案,人称“中华第一龙”,它以实证再次使我们对华夏族的龙图腾崇拜有更深刻的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个墓葬与颛顼的传说有关。在出土的楚墓帛画中,男性墓中出土御龙帛画而女性墓中出土以凤为主角的帛画,这其实是符合于传统中以男性为阳为龙,女性为阴为凤的习俗,因而,赵辉所提出的楚人对龙凤均加以尊崇的看法,应当是比较合理的。
  以上五个方面,是《离骚》研究中时常论及的热点问题。当然,除此以外,如香草美人意象、彭咸以及涉及屈原思想的研究等多个方面问题,也均与出土文献资料有关,但限于篇幅,且也非《离骚》篇所独有,我将在另文中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