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六 流血漂杵


编辑:桐风惊心 [20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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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潇水
 

鲁迅写过《故事新编》,其中的“采薇”一篇,也提到了牧野之战。鲁迅讲:
   “传说也不少:有的说,周师到了牧野,和纣王的兵大战,杀得他们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连木棍也浮起来,仿佛水上的草梗一样;有的却道纣王的兵虽然有七十万,其实并没有战,一望见姜太公带着大军前来,便回转身,反替武王开路了·····”云云。
   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鲁迅由于只关注“研究国民劣根性”的大局,没有了深入“解剖”的兴趣,所以没有说出他的看法。其实,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里边,也正映着中国人在历史观里所表现出来的“劣根性”,那就是对于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公平看待法:一味地踩踏失败者,而全面美化成功者。
   鲁迅言的这两种说法,其实是起自不同的时间点。第一种“流血漂杵”的说法,要早上很多,是《尚书·武成》里记载的。后一种说法,则是后来的孟子首先讲出来的。
     孟子这个人,思想比较奇怪,他看了古代的《尚书》中的《武成》一篇,上边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凶残场面,说武王杀了很多很多的商人,乃至“流血漂杵、赤地千里”,孟子觉得不可信。孟子发言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意思是,仁者无敌,以“至仁”打“至不仁”,为什么还要闹得血流漂杵呢?武王伐纣,应该是兵不血刃才对。
   但是,孟子死活不肯相信流血漂杵,不认为武王伐纣会杀了那么多人,甚至进而认为记录了“周武王伐纣杀得商军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的《尚书·武成》一文,是不可信的。因此孟子还说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名言。
   后代的学们者,受孟子的启发,就开始营造商人倒戈,为武王先驱的“兵不血刃”的场面,而且越说越厉害,一反古书《尚书》上的说法,慢慢成为了主流的观点,最终被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上。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终于连今天的历史课本上都是这么写的了:“商人临阵倒戈,为武王前驱!”
     但是,众所周知,中国改朝换代,每次都是死了大量的人,人口常常锐减一半。为什么孟子偏偏说周武王颠覆商王朝的这次改朝换代,流了血却不合理呢,一定要兵不血刃才对呢?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其实,孟子的推理,推得非常“不讲理”。他的大致的意思是说——其实他的意思可以表达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就是“超级仁”的意思)伐至不仁,不需要大量杀生就能成功,不需要流太多血、流血漂杵。
小前提:周武王是至仁。
孟子结论:至仁的周武王,打至不仁的的商纣王,不需要流血漂杵,所以“流血漂杵”是没有的事。
   我们说,孟子的那个大前提是靠不住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至仁伐至不仁,不需要流太多血”,这个论点是一厢情愿的。即使是正义的仁人,打不正义、不仁的人,更多时候也是要流血的。一个政权的颠覆,没有不流血的,哪怕是推翻非正义的政权,也是要大大地流血的。
     譬如在二战中,苏军进攻柏林,这是正义的进攻吧,是“至仁”进攻“至不仁”了吧,但苏军还是往柏林打了一百五十万发炮弹,令德军死伤无数,残肢成堆,才拿下这座变成了瓦砾的城市,并没有兵不血刃。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反动统治,早已是令天怒人怨,解放军解放被压迫的群众,分配民众以田地,进攻腐败的国民党,这是以至仁伐至不仁吧,但照样是打了三大战役,令国民党军被歼灭过百万,流了很多血,才颠覆了其政权。美国的独立战争,林肯的废除黑奴,这都是正义或至仁的吧,可都是敌我一场混战,流血无数之后才实现的。陈胜进攻秦帝国,是正义的了吧,但也未见秦帝国的七十万刑徒就倒戈了(相反,他们是把“正义”的陈胜给打出去了)。而后来项羽刘邦是杀死了三四十万秦军,流血成河,才颠覆了秦王朝。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尝不要流血呢。凭什么周武王伐纣,孟子却非说它不要流血。
   纣王之“至不仁”,未必更甚于秦二世,周武王作为附庸国从外部入侵中央,其“至仁”和“正义”,未必高于刘邦、项羽之进攻秦二世,而孟子却说周武王在战斗中兵不血刃、不犯杀戒地颠覆了商王朝,比刘邦项羽打败秦帝国还容易,实在是大言欺人。
   这主要是孟子之徒超喜欢周文王父子,为了打扮他们的仁义形象,觉得他们在牧野杀了很多人,不利于二者的形象完美,所以,硬拿推理替代史实,硬定了一个“仁者无敌”的大前提来论证周文王父子没有杀人,实在是强词夺理,遮蔽众听。惜乎后世学者都迷信他这个如此低级的小迷魂弹。但也有不信邪的,比如《论衡》作者王充就有评说:“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与汉、秦一实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实也。”——王充是不相信孟子的,说得多好啊!
   中国改朝换代的历史,乃至世界革新换代的历史,都证明,“仁者”注定是要战胜“不仁者”,但也是要作出巨大牺牲的。仁者“兵不血刃”就能战胜不仁者的例子,几乎还一个都举不出来。
   
   现在说孟子的小前提:周文王、周武王是“至仁”。这其实也是不全面的溢美之词。
   周文王、周武王,因为是大周的开国者,所以整个有周一代,一直是正面的人物,是周代学者们美化的宠儿。譬如孟子就在自己的书中说:“周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说周文王不征商业税、少征农业税,非常仁义,是圣人。
   但这是不全面的,是只强调了光亮的一面,而隐去了消极的部分。单按这种“仁义”的路子,周文王是组织不起对商王朝的有效进攻的。是凡组织对外进攻,不论是秦始皇还是希特勒,前提条件都是要对民众加强敛税和民力调用。近代打仗,也是这样,也要加捐加派,要老百姓勒紧裤带,以支撑大炮和枪弹的开支。你要是整天行仁义,那就根本不要想着对外打仗扩张。
     其实,从很多层面看,周文王周武王父子不是“至仁”,而是一贯用比较“严苛”的政策和手段,才最终战胜了商王朝。我可以暂举两三个例子:
     一是《左传》上说的,周文王大肆捕捉逃亡者。捕捉逃亡者的目的是什么呢,《左传》上没有说,但根据后来商鞅捕捉逃亡者,以及后代帝王们的禁止人们逃亡,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回来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吧,以直接或间接地支撑自己的对外扩张。要想动员起强大的国家战争机器,要想对外进攻别人(商帝国),势必就要先加强对自己民众的控制,使自己有力量进攻别人,这是一个规律。但这就有点不仁了。
     第二个例子,周武王和姜子牙要伐纣,但当时周国内有反战力量。在占卜仪式上,蓍草和乌龟壳发表意见说,进攻是“大凶”。蓍草和乌龟壳当然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但他们是替占卜师说话,代表了当时的部分政府要人和部分的民意是都反对进攻商王朝的。伯夷、叔齐更是站出来直接反对,甚至拦住了马头。但这些反对力量,被周武王和姜子牙用铁碗手段压制了,他们还是硬去出兵打商王朝去了。可见他们也不是乐呵呵地很仁义,唯民意是从的。
     第三个例子,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这就更“不仁”了!简直是要种族灭绝。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当时很多商人对周人是不合作态度,所以逼得姜子牙提出要灭绝他们。可见前面商人倒戈为周武王先驱的事,就更不可信其曾出现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行仁义”这样的词来简单地概括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历史人物,是失之于脸谱化、概念化,是存在着很大的勉强和片面的。
     而且,蓍草、乌龟壳和伯夷、叔齐这种反战反扩张的思想,未必是错误的。至少它说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军事扩张政策,未必是代表当时周方国的全部民意的。本国人尚且未必完全拥护他,认为他出去打仗和扩张是不道义和错误的,那,被进攻一方的商朝人,会一致认为他的进攻是道义的,乃至不但不抵抗,反倒要倒戈投降地来拥护他吗?其实,也正是因为商人未肯服从,更不曾倒戈,而是跟周人采取对立态度,所以在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才提出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杀光商人。
     最后,姜子牙的意见由于太冒风险,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呆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说明,商人对纣王家族是有拥护的,所以周人只好顺应之而封纣王的儿子,让他继续统领旧商民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有这样一个现实,即商人并没有对纣王家族众叛亲离,所以才搞得周人很被动,又想全部灭绝商人,又不敢,最后只好原地封他们不动,接受纣王的儿子领导。
     商纣王在覆灭了之后,他的儿子仍然能够把商人凝聚在自己身边,那牧野之战的时候,他家也应该能掌控商人集团,不会出现当地民众纷纷失控,倒戈而战。
     而且,在商朝灭亡被封之后,纣王的儿子武庚,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和姜子牙发兵,共同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纣王的儿子还是对民众有号召力的,纣王家族还没有到众叛亲离的地步。如果早在牧野之战的时候,商人就倒戈伐纣王了,纣王已经被商人恨的入骨了,纣王的儿子如何还能领导商人掀起大起义。如果商人真地是曾经倒戈来迎接周武王的,如何后面又要起义。后来,大批商人被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贬称为“殷顽”,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接下来周人为什么又要处心积虑地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去,隔离管理。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是严重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是没有这个可能性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流血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并不是全部民意都要求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流血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总之,历史的真实情况实应该正如《尚书·武成》所记载的:商人组织力量,对前来进犯自己的周军进行了顽强抵抗,展开激战,并且商人发生了重大牺牲,死伤流血漂杵,染赤千里,最终被占领和灭国。这是可信的。而孟子的推论,是漏洞百出,非常牵强的。而且,从纯技术角度讲,流血漂杵也是可行的。
   正是因为周人在进攻商王朝的过程中,对商人采取了大规模杀戮、暴动镇压和种族隔离与压迫,才使得伯夷、叔齐以饿死首阳山来抗议。如果不是周人确实很过分,这两个知识分子何必会采取不想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呢?如果商人十几万大军都是衷心拥戴和迎接周武王,商人都如此高兴,那伯夷、叔齐这两个“民主人士”何必那么跟自己过不去,专门要死呢。
   而且,不光《尚书·武成》有周武王伐纣杀戮甚大、流血漂杵的描述,根据《诗经》的描写,也可以推想得见周人在对外扩张中,打仗一直是歇斯底里式的。比如《诗经》描述了周人攻打崇侯虎的崇城的场面,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周公三年东征东夷,乃至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这样的残暴之举,也不是孤立的。同时姜子牙还想过搞种族灭绝,都是一帮杀人狂,离“仁者”日去相远矣!
     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应该用到孟子的书和后来的学者书、官史书上去——这些人出于一些政治目的,比远古之人更爱撒谎。
     总之,纣王之“恶”,未必如后代人所说的那么严重,周文王、周武王,也未必如后代学者们异口同声说的那么之“仁”!异口同声的说法,往往是最可怀疑的说法。武王伐纣,牧野之战,商人“流血漂杵”,在我看来,比商人“临阵倒戈”,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