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第二十九集 :战俘


blueski推荐 [2011-4-30]
出处:sohu
作者:张冬
 

这是沉重的一集,但也是应该面对的一集。由于力量悬殊太大,中国军人沦为战俘的相当多,他们很多人临危不惧,英勇就义。还有很多人遭到非人折磨,甚至沦为劳工。

  战时被劫往日本去的中国战俘劳工究竟有多少?有中国学者认为有22.6万人,也有人认为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当踏上陌生的土地时,他们没有选择在被俘之后杀身成仁,但他们却有足够多的活下去的勇气。看看这些面孔,他们的脸上绝没有求生的低媚,只有活着的坚强。耿谆是第15军64师191 团的上尉连长,在洛阳保卫战中受伤被俘。1945年9月11日,他和其他三百个从各地集中来的中国战俘,被强制押送到日本花岗町中山寮战俘营。他们是从中国押往日本的第二十二批中国战俘。监工大多是从中国战场负伤回国的日本士兵,他们已经失去了人的理智,对中国的战俘劳工百般虐待。吃不饱,穿不暖,更无医疗条件可言,病饿而死的战俘每天都在增加。当忍让换不回生存的权利时,耿谆和难友们决定以暴动的方式反抗。这次暴动震惊了日本当局,他们派出大量宪兵抓捕逃散的战俘。耿谆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他还是活了下来。1945年9月11日,花岗战俘营大队长耿谆被日本秋田县地方法院判处死刑,罪名是“战时骚乱杀人”。然而,就在宣判的第二天,一个日本青年,推开耿谆的牢房门,写下“日本战败”4个字,匆匆而去。1945年11月24日,中山寮的530名劳工,由王敏带队回国,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仅自1939年到1942年6月,日本就从华北地区劫掠900多万人到东北等地从事开矿、挖煤等重体力劳动,致使其中大批人被饿死、累死或杀死。朱韬原是共产党抗大二分校三团二大队的政治主任教员, 1942年6月2日在鬼子扫荡时被俘。1942年8月27日,他被押解到东北阜新新邱煤矿当劳工。鬼子对待劳工一向残忍,朱韬和战友们决定奋起反抗。暴动时刻大家拿起棍棒、砖头向敌人开始冲击。但看守的警备队似乎早有戒备。暴动最终失败了。被捕后,除朱韬等五十六人被押解到高德煤矿继续苦役之外,其他的全部被杀。后来朱韬和一部分工友被中共地下党组织救出,继续参加抗日,但两百多名工友却尸骨无存。




  编导手记:张冬

  我小的时候常玩一种战争游戏,一方扮演好人的部队,另一方扮演坏人的部队,我们在大院里一切可以利用的地方激战一场。结局显而易见,好人总是战胜坏人,而坏人在这个时候必须表现的怕死、求饶。若干年里,竟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只有坏人的俘虏和好人的英雄,好人即便被俘,也只有英勇的战死。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过我会做一个电视编导,有一天会做这样一个关于“俘虏”的选题,而我遇到的又是这样一群被俘虏的英雄。

  如果把战争看做是一个政治利益角逐的母体,那这个母体孕育的痛苦里,最难以掩饰的沉重就是战俘,对于交战的双方都是如此。



  正如我儿时的印象,只有“杀身成仁”才是英雄的作为,才是忠诚的表现。而被俘,则充满了灰暗可疑,甚至这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耻辱的象征了。

  我遇到了这样一群战俘:他们英勇抗战,在战之弹尽粮绝到最后一刻他们选择保留对生命的尊重。

  战场上,军人的命运无非三种:凯旋、战死或被俘,能成为凯旋者固然是最高的荣誉,战死沙场也是战争赋予军人的特殊礼遇。而只有被俘,是几乎被钉死在耻辱柱上的,即便在受到种种折磨、痛苦艰难存活之后,亦难以摆脱怯懦妥协。

  我遇到的是一群耿谆一样的战俘,他们的幸运与不幸在被俘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接到选题后我读了四川成都樊建川先生写的《抗俘》一书,在收集了若干抗战被俘人员的照片、文物之后,他用“抗俘”一词形容这些战场上的幸存者。“抗俘身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杀戮和残酷折磨。我方的深重鄙视和入骨误解,已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三重苦难.一重沉于一重,如影相随,让抗俘生不如死,死沉深海” 。这是樊建川对于战俘的解读。我在参观了樊先生的“不屈战俘馆”后亦不胜唏嘘,关于战俘,已经隐入了历史和时间的黑洞。

  “不屈战俘馆”的最后部分有耿谆的两幅手书,其中一幅题为“知耻永生”。在耿谆老人已经年过耄耋、历史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后,他仍然摆脱不了心中的“耻辱”。如樊建川先生所说,“已方的无休自责和无穷懊悔” 如影相随,这是战俘最大的悲剧。

  对于生命,我们该持如何态度?

  有这样一个场景: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上午九时,占领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出现在甲板上,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麦克阿瑟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那一历史时刻:“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投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两人都是刚从中国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然后乘飞机匆匆赶来的。

  “将军共用了五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投降书。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回身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续写了‘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其它的笔完成所有手续后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和其夫人……”

  另外一个场景:从1952年开始,日本大馆市爱好和平的民众将“花冈暴动”的6月30日定为“和平纪念日”,坚持每年为死难的中国劳工举行“慰灵仪式”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还有一个场景:花岗暴动的难友们归国的景象蔚然壮观,五百多人的队伍肃穆井然,沿着蜿蜒的山路,曲曲弯弯,队伍前面飘扬着旗帜和白幡儿,队伍中不少人捧着骨灰盒,像一曲无声的哀乐凄婉悠扬。一个月后,他们终于回到了祖国,结束了他们生命中一段不平凡的苦难历程。只是回国后,他们绝大部分人终生贫病交加。

  悲剧已经过去,没有遗忘才是最好的纪念!